分子制造技术研究的巨大希望和与其相关讨论

2003年4月25日星期五，经由WTA理事会采纳

分子制造工艺作为纳米科技的分支，属于其领域内的尖端技术。如果可以实现，必将在人类的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引发一场变革，它不但可能改变人类现有的工商业体系、运输与居住方式，甚至在医药、空间技术与环境保护方面也可能提供给人类巨大的帮助；但同时，它也可能沦为罪犯与恐怖分子的工具，或者因为政府机构的滥用而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结构性的失业、甚至毁灭性的战争。
一旦分子制造技术趋于成熟，它将可以根据具体的设计，由聚合独立的分子开始实现一种自下而上的工艺流程。这首先需要发展一种可在纳米范围内对单个分子进行组合和装配的装置，它必须可以协调运转并亦可通过它们自身实现复制。
包括诺贝尔奖得主Richard Smalley在内的一些科学家指出，分子制造技术如果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也至少是不可行的。而另一些科学家，特别是纳米技术先驱K.Eric Drexler却深信分子制造技术的发展不止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要比通常的预见更早实现。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没有谁可以用对错加以评判——双方都拥有各自潜在的利益，其观点也都隐含着不同的风险。所以，在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是迫切需要的。
作为一个团体，世界超人本主义者协会支持将这些新科学与技术付诸实施的理由——即科学技术应当服务于人类超越其生物学限制，并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新的技术将带来的风险，甚至是巨大的风险。明智的做法并不是完全忽视或拒绝其隐含的风险和可能带来的益处，而是要通过积极的认知以便确实的了解它们。

Transhumanism在中国 ——从译介到反播

Transhumanism从诞生之日起，似乎就从来无法摆脱它那同“狂人”与“怪诞行为”交织在一起的命运。也正因为这一点，使它在最初进入国人视野时，便被贴上了“超人主义”的标签。直到最近一个时期，这一名称似乎依旧是它最能引起人们关注的特征之一。但是，正是这个响亮的名称，却在汉语语境中造成了两个颇为糟糕的结果：其一，便是将Transhuman 同好莱坞那位超级英雄Superman等同起来；其二，便是将Transhumanism同尼采的超人哲学Nietzsche's superman(übermensch)混同起来。这两个错误的暗示合而为一，更加助长了人们将各种臆想强加于其上的热情。
Transhuman这一称谓，是伴随着“后人类”（Posthuman）概念（即一种经由科技手段修复与改造的未来人类）的确立而产生的。因为“后人类”这一未来概念中的人类区别于现今人类的特征非常明显，并且以科学的观点而言，从人类过渡到后人类将是一个长时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就需要有一个区别于现今人类(human)与后人类（Posthuman）的特定称谓，以指称这一过渡过程中的人类。于是，Transhuman——“过渡人类”概念应运而生。单纯以“过渡人类”的概念而言，抛开“人类”与“后人类”这两极，它所涵盖的范围更广，所经历的时期也相当长。关于“过渡人类”的范围问题，是一个相当值得探讨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它放在后面做一个简要的说明。而接下来，我们首先要认识的便是那个伴随“过渡人类”概念而产生的Transhumanism——“超人本主义”。
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如果Transhuman意为 “过渡人类”，那么为什么要将Transhumanism译作“超人本主义”而非“过渡人类主义”呢？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先从人本主义谈起。
人本主义译自于英文“Humanism”。从构词法上来看，Humanism同Transhumanism一样，都以一个特定群体的名称作为主体，一个是Human“人类”，一个是Transhuman“过渡人类”。而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人类这一群体而言，是既可以奉行人本主义（Humanism）,亦可以奉行非人本主义（譬如神本主义或各类型的神秘主义）。这一常识同样适用于Transhuman“过渡人类”，这即是说一个即便处在“过渡阶段”的人类，他依旧可以选择奉行人本主义、神本主义亦或其它类型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说，Transhumanism绝非为“过渡人类”量身打造的专属思想，更不是一种“过渡人类”至上主义，而是一个面向整个人类的文化思潮。这就是为什么不可以将其译作“过渡人类主义”的原因。而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超人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是建立在对既往思想体系的修正与增进上的，这一点正如借助了文艺复兴运动而走向成熟的人本主义一样。在十四、十五世纪那个对整个人类文明走向有着决定意义的历史时期，那些我们今日世界文明体系的奠基者们，以高扬人性破除对人性的禁锢；以提倡宽容反对暴力与迫害；以彰显人的价值抵制人类对自我的贬低。Humanism正是从这三个层面上构筑起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也使得汉语译名中分别出现了三种表述方式与其对应——它们既是“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而今天我们谈到的Transhumanism作为Humanism的继起，也同样是在这三个层面上彰显着自己的价值。
首先，Transhumanism承认人类本体的进化性，亦即人类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因而，在人本主义层面上，它提倡以不断趋向进化的人类作为本体，并主张打破对追求进化的人性的禁锢（见《超人本主义者宣言》第四条）；在人道主义层面上，它遵循一种非只局限在人本主义立场上的人道主义，并主张给予所有生命形态以人道主义意义上的权力（见《超人本主义者宣言》第七条）；在人文主义层面上，它应当以修正人本主义在历史上，因过于倾向个人主义而忽视了“超个体意义”的弊端，以形成一种超越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否则，它在人文主义层面上便只能是传统人本主义 “小生命观”的延续，而今日人类对科技普遍的不信任感又恰恰是起因于这种“小生命观”所导演出的种种恶劣行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超人本主义——甚至于整个人类文明在未来的发展，即能否合理与安全的应用现今日益强大的科学技术以造福于人类，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举起一面崭新的人文主义大旗。这面崭新的人文主义大旗必将是超越发端于近代西方的传统人本主义的，必将是讴歌生命并促使人类主动发掘自我与社会的协调关系的。
谈到这里，我想已经系统的回答了前面所提出的问题，Transhumanism是一种意图超越传统人本主义局限性的思潮，它在现今的社会生活层面上通常表现为一种“超越了人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并且在将来，应当，也必须努力实现为一种“超越了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所以，Transhumanism应被译作 “超人本主义”，而不是 “过渡人类主义”、“超人主义”或“超人类主义”。否则，因为只注重名称的“新闻性”而忽视其将造成的长久的误解与歧义，那将不止是对于超人本主义本身，甚至对于未来继起的学说与思潮，都会产生巨大的危害。关于这一点的考量也是我在翻译《超人本主义者宣言》时所秉持的基本态度，亦是我写作这篇文章的出发点之一。
再回到文章一开始时谈到的关于“过渡人类”范围的界定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将过渡人类的标准定义在对人体组织、器官的修复、改造和拓展上的话，那么恐怕但凡采用过整容手术、绝育手术的普通人，以及借助简单机械工具、电子设备弥补其肢体或器官缺陷的残障人士们，便都要被归入到“过渡人类”范畴中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过渡人类”范围的界定问题应当依据以下三个重要标准：一是，对人体组织、器官的修复、改造和拓展工程必须是同人体紧密结合的；二是，所修复、改造和拓展的人体组织、器官必须是作为维持其个体生命活动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部分。三是，必须在一定意义上改善并增强了人体原生组织器官的机能。比如，我们可以用这三个标准来衡量一下人工心脏技术。人工心脏技术分为两个子系统——一个是辅助性人工心脏（一般称为心脏起搏器，其技术目前已趋于成熟），另一个是完全人工心脏（独立心脏系统，在不远的将来可部分甚至完全取代人类原生心脏的功能）。以辅助人工心脏的概念来讲，作为植入人类体内的保障原生心脏器官正常工作的设备，它已经符合了作为“过渡人类”标准的前两个定义，但却没有符合第三个定义。因为作为一种辅助性设备，它的实现目的只是力求模拟和恢复人类原生器官的机能，而并不能达成对原生器官机能的明显改善与增强。这一标准同样排除了与此相仿的其它人体机能恢复技术。而作为完全人工心脏，如果可以实现优越于人类原生心脏的机能，而不只是继承人类原生心脏的特点，那么它便因全部符合以上的三个标准，使得移植了此类心脏的人被归入“过渡人类”的范畴。
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各种高科技手段将会越来越多的介入到人类对自身的修复与改造上。相对于过去相当漫长的时期里，各物种依据自然的选择所进行的被迫进化而言，今天由人类主动介入的对自身的改造活动则可归结为一种“寻求进化的自我意识”。如果我们承认进化是必然的，那么这一切就不过是“主动”与“被动”的分野问题了。超人本主义者的观念是——如果这一切迟早要到来，那为什么不尽早做好迎接它的准备呢？
这种主动开拓自我的思想，正是传统人文主义精神的继承，而它的溯源便是古希腊的个人主义精神。回顾整个人本主义思潮的发展过程，我们便会发现，人本主义精神便是以古希腊的个人主人对抗神本主义与神本主义中的超个体价值观。这种对抗所造成的结果之一，便是使得整个西方近代文明因为高扬个人主义而压抑了其文化中的超个体价值。正是这样的历史原因造成了人本主义中超个体意义的缺失。与这种矫枉过正的个人主义倾向不同，中国文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平稳的保有着文化中的超个体意义。在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始终将个体价值的实现定位在一种超个体意义之上——这种被广泛推行的君子之道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道德准则，表现为一种超越了“个体我”的“大同我” (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观）。正如为人本主义提供了思想源流的希腊文明一样，中国文明的文化特质亦是超人本主义所亟需的文化土壤。简而言之，以中国文化的人文基底，造就一种超越了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便是超人本主义在中国从译介到反播的意义所在。


作者:李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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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纳粹和飞碟崇拜者的声明

新纳粹主义的优生观点;独立的“Marcus Eugenicus”和协助他的团体；UFO的狂热崇拜者；雷尔教派;将被指定为非超人本主义者或将不被超人本主义者社区所接受。
此声明由jhughes 在2002年02月25日发表

关于克隆技术的声明

世界超人本主义协会坚决支持成年人通过使用克隆或者其他科技手段生育的权利，前提是当这些技术被证明对人身体是安全而且有效之后。许多科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认为，目前这些在动物身上的研究成果还不能证明可以安全地用在人身上。对此我们完全同意。将这种正在开发的克隆技术用在人身上是非常不道德的，而且会严重阻碍公众对先进科学技术的接受。因此世界超人本主义协会坚决支持继续在人类治疗性克隆和动物克隆领域的研究。
此声明由 jhughes于2002年02月25日发表

超人本主义者宣言

人类的定义及范畴将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预见到了在客观条件下改造人类的可行性和现实性，这些因素包括诸如必然的衰老、人类自身的限制与人工智能的因素、生来既有的诸如苦恼的心理感受以及我们生活的地球行星上的其它限制。
系统的研究将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认识这些即将到来的变革与它们将产生的长期影响。
超人本主义者们认为以兼容并包的思想去接受新的科学技术将比阻挠它们更有利于将其引导到对我们有利的方面。
超人本主义者们倡导给与那些希望依靠科学技术扩展他们的精神及身体能力（包括生殖），从而得以更好的改善和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的人以道德上的权力。我们寻求和探索一种超越生物学限制的个人成长。
在对未来的规划里，必须将科学技术戏剧性的发展潜力及前景纳入考量。否则，将可能因对技术的无故恐惧和一些不应有的限制而使其无法得以应用，那将是一场悲剧。在另一方面，如果人类文明因为这些发达的技术而毁灭于无法预料的灾难或者战争，那也将是一场悲剧。
我们需要一个公众的论坛，使得人们可以理性的论证什么是我们需要做的，并且完善一种社会的秩序，使得那些负责任的决策得以贯彻和执行。
超人本主义倡导和拥护所有生命形态（无论是人工智能、人类、后人类、非人类的动物）身心健康的生活，并且超人本主义本身也涵盖了很多现代人本主义的原则。超人本主义本身不会特别的倾向于任何拥有明确主张的党派、政治家或政治纲领。
下列人士参与了本文件初稿的撰拟： Doug Bailey, Anders Sandberg, Gustavo Alves, Max More, Holger Wagner, Natasha Vita More, Eugene Leitl, Berrie Staring, David Pearce, Bill Fantegrossi, Doug Baily Jr., den Otter, Ralf Fletcher, Kathryn Aegis, Tom Morrow, Alexander Chislenko, Lee Daniel Crocker, Darren Reynolds, Keith Elis, Thom Quinn, Mikhail Sverdlov, Arjen Kamphuis, Shane Spaulding, Nick Bostrom
本宣言经过修改, 并且于2002年3月4日和2002年12月1日经世界超人协会全体会员投票通过重新接纳.
本宣言中文版本初版于2003年3月15日由王振祥博士(Dr. Sinclair T. Wang)依据英文版本翻译而成。2005年2月12日由李胜伟(Shengwei Lee)依据英文版重新翻译为简体中文版；2006年12月22日WTA-China正式确定并修改为简体中文版第二版。